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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王2024年挂历》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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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身后的头五十年，印刷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欧洲几乎所有主要城市。尽管这项技术全面占领印刷界尚需时日，尽管早期的印刷商更喜欢用羊皮纸，并努力使其产品在外观和手感上更贴近手抄本，但图书这一信息传播的媒介，已经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古登堡印刷术的出现，使得图书产量飞速提升。据估计，在印刷机出现之前，整个欧洲只有约五万册图书；而古登堡的第一部《圣经》出版的五十年后，书的数量超过了八百万册，版本数量达到两万八千个。一位高效的印刷工人一天内生产的图书数量，相当于一位称职的缮写士六个月的全部产出。古登堡印刷术出现后一百年中，印刷的图书数量超过了此前一千年抄写数量的总和。这场变革推动了思想和知识传播方式的千万次创新，也给图书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生。

图书生产商的目标客户不仅是神职人员和贵族，还包括学者——他们现在可以通过引用相同印刷本的页码和图表来隔空讨论书籍了。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更是不可错过。为迎合读者需求，出版商和印刷商将书籍尺寸设计得更为合宜。

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的读者和他们或公共或私有的图书馆，印刷商和出版商开始利用新开辟的国际商业渠道。法兰克福书展始于1478年前后。它曾在每年四旬期结束时（恰逢本笃会修士完成一年一度的经文通读）和夏末举行。尽管拉丁文仍是书写和印刷书籍的主流语言，但使用世俗语言的书籍越来越多了。文艺复兴是翻译的时代。

书籍数字化为珍稀书籍及抄本的发掘、研究、欣赏和品鉴提供了重要手段。数字化结合在线出版，使读者在全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轻松发现和获取文本资料。这无疑是读者的福音，也是保护书籍的一种手段。对早期珍稀书籍，特别是那些翻阅时无可避免会造成损伤的脆弱文本，数字化的好处更是显而易见。

不过，看似永久的数字数据，其实并不完全可靠。有些数字化书籍甚至比纸质书籍寿命更短。

数字化存储还有其他不尽如人意之处。书籍的许多特质是无法通过数字化实现的，比如出处、页缘批注、装帧、纸张的质感、水印、版本间的差异、压印字体的手感，以及阅读一本书时的气味等物理存在给予读者的体验。这些特质也是每本书中每个故事的内在组成部分。如果无法亲手转动精致的轮盘图、展开折叠的地图，或结合上下文欣赏彩色图版，那么阅读一本古书的体验将大打折扣。这样说来，图书数字化的兴起并未造成实体书收藏的消亡，反而是二者一起，连同建立在实体书基础上的其他研究领域共荣共兴，也就不足为奇了。

还有许多其他体验也是数字浏览所不能提供的。在电子屏幕上读书，完全不能体会到迷失于实实在在、充满琐碎细节和偶然性的实体书图书馆中的感觉。比如本书中介绍过的许多不同种类的神奇图书馆，其中秘密的隐藏空间，奇妙的偶然发现，油漆、灰泥、木材和石头制成的高雅艺术品，从胜利到绝望的各种人间戏剧。图书馆和其藏书的所有物理存在——书脊、书口、在书架上的位置、标号、书架、层列、陈列台、阅览厅、圆顶——都是阅读的元素，帮助我们了解图书馆和书籍的历史：它们是何时制造、如何制造的，是怎样被使用和欣赏的。电子图书和数字图书馆无法提供或关联这些阅读体验。

更重要的是，我们了解到图书馆是个充满故事的地方：生与死的故事，欲望与丧失的故事，坚守信念或放弃信念的故事。它囊括了人间每一种可能存在的悲喜剧，并通过复杂且不规则、跨越代际的线索，将所有故事交织在一起。

羊皮纸抄本的出现可能与古典时代后期的另一项发明有很大关联。罗马时代，公元元年前不久，书桌日渐流行，方形的羊皮纸非常适合用于在书桌上写作，写就的羊皮纸又方便装订成抄本样式。在此后的两千年中，家具设计、书籍样式和图书馆布局三者的发展演变始终息息相关。

中世纪，欧洲的大多数图书馆附属于教堂或修道院，宗教相关的书籍往往是抄本。修道院图书馆的时代始于西奥多鲁斯和圣本笃，二人于6世纪分别创建了维瓦留 修道院和卡西诺山修道院。阅读和抄写是修道院图书馆的根基。在这里，书籍被不厌其烦地精心抄录和装饰。

古典时期，多数抄书人是奴隶。但在修道院图书馆中，抄书人是为所做之事感到自豪的自由人。精美繁复、栩栩如生的扉页插画和段首花体字母就源于他们的个人创造。即便是最资深的牧师，也会参与抄本的制作。一笔一画将文字抄写下来本身，就是虔诚皈依的表现。如刘易斯·布兹比所说，“承载圣言的书必须是艺术品”。抄书人在如教堂长椅一般排在一起的诵经台上辛勤耕耘。对他们来说，制作抄本是神圣的工作。

塞缪尔·佩皮斯，一位热表英国文学、科学及海上航行的知名近代藏书家，对书架变形丝毫不能容忍。他吹毛求疵到用雅致的黄铜柱将每个书架支撑起来。佩皮斯对摆在一起的书籍高度不同也无法忍受。他专门定制用皮革包裹的木块基座，垫在书下面，使一排书的上缘完全在同一水平线上。每个积木块都经过修整和镀金，以担重任。

有些藏书人甚至随身携带卷尺逛书店，以便精准测量一本书的厚度是否刚好塞进自家书架的空隙。“英寸尺”布鲁尔（Inchrule Brewer）就是因为口袋里总装着折尺，才得了这个绰号。用这把尺，他测量稀有善本的长宽高，按照体积来买书。外交官巴勃罗·曼古埃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私人图书馆，其中的藏书是他指示秘书“按码”买回来的。买回的书随后被包装在与书架统一高度完全匹配的绿色皮革封面里。为了使书籍尺寸规格统一，装订匠人动用了剪刀和切纸器，裁去页顶和页底边缘，有时甚至要裁去顶部的几行文字。

从820年起的十年间，修道院建造了一座独立的双层图书馆一下层是缮写室，上层藏书。这是欧洲首座此类建筑。（图书馆中藏有一幅现存最古老的修道院建筑设计图。图纸可以追溯到9世纪头几十年，上面绘制了一座大型双层图书馆，完美的立方体。设计旨在建造一座“理想的修道院”，但实际上，只有图书馆-缮写室部分付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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