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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起也。“作”有兴起、创新之义，但孔子却讲“述而不作”。是“述”还是“作”，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中围绕“创作”“人为”观念展开的一场历史悠久的论辩。“述作之辩”不仅是哲学层面上自然与文化关系的呈现，其核心在于大变革时代人们对新制度——中央集权帝国——合理性的阐释，体现出“创新”为中国历史进程带来的文化张力。

此书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普鸣的代表作之一，由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作者追溯并分析了商周卜辞铭文、战国诸子文献及秦汉政论中有关“创作”的叙述，不仅延续了西方汉学对“关联性思维”的探讨，也为考察中国古典文明提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视角。

前言

绪论

对中国文化的分析

研究方法

研究架构

第一章 御疆辟土：青铜时代对祖先与创作的看法

青铜时代的《诗》与卜辞、铭文

周之衰亡

结论

第二章 人之技艺：战国时期对自然与文化问题的论辩

论辩之始

修正对“自然”的定义

文化的本质：战国后期论辩的发展

结论

第三章 圣人、臣下与乱贼：叙述国家起源

早期中国神话研究的症结

叙述国家起源

结论

第四章 创作帝国：帝国统治的兴起与巩固

创作帝国：秦朝

帝制的衰落

汉代对帝国的再造与巩固

结论

第五章 创作的悲剧：司马迁对帝国兴起的重构

司马迁的规划

司马迁笔下的国家历史

引申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普鸣（Michael J. Puett），1986—1994年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师从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获人类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任教，现为Walter C. Klein中国历史讲席教授，东亚系、人类学系双聘教授。

普鸣的著作关注宗教、人类学、历史、哲学的交互领域，注重将中国文明置于世界文明的比较视野中讨论。其主要著作包括：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2001）；To Become a God: 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ation in Early China（2002）; 与Adam Seligman, Robert Weller及 Bennett Simon合著Ritual and its Consequences: An Essay on the Limits of Sincerity（2008）。

普鸣教授对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有重要贡献，其课程《传统中国之伦理与政治理论》极受哈佛大学本科生欢迎。2013年，被评为对本科教学有杰出贡献的五位教授之一；2017年，被评为哈佛大学15位年度教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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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这也暗示张光直先生等人的尝试未必可信：他们试图从青铜时代读出后世自然与文化相合的观念。虽则青铜时代的叙事非常重视人、神之间的连续性，却并未出现主张“与自然世界相合”的情况。诚然，这些《诗》所主张的“连续性”与《说文解字》这种文献所言的“连续性”有天壤之。与后世作品不同，上述西周叙事将“作”字用作行为动词，有强烈的制造、创造、开垦意涵。笔者主张：周邦之创建并非由周王使自然之文理得以“兴起”，而是他们将意志强加于自然之上的结果。显而易见，周人不断御疆辟土、开拓自然，乃得以崛起，这与“自然与文化的连续性”观念大为相悖。因此，周人在另一层面考虑连续性，即认为周王御疆辟土仅仅是在效仿神灵之举：帝与王并作”（行动、创造、建造）之。而那些要求人、神相契的仪式性规劝也绝非主张去与自然相契。

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0)

书籍介绍

作者，起也。“作”有兴起、创新之义，但孔子却讲“述而不作”。是“述”还是“作”，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中围绕“创作”“人为”观念展开的一场历史悠久的论辩。“述作之辩”不仅是哲学层面上自然与文化关系的呈现，其核心在于大变革时代人们对新制度——中央集权帝国——合理性的阐释，体现出“创新”为中国历史进程带来的文化张力。

此书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普鸣的代表作之一，由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作者追溯并分析了商周卜辞铭文、战国诸子文献及秦汉政论中有关“创作”的叙述，不仅延续了西方汉学对“关联性思维”的探讨，也为考察中国古典文明提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视角。